各国关于治理气候变化付出的代价

缓解气候变化与经济持续发展注定势不两立吗？在许多人眼里恐怕是的。但清华大学近日发布的一份最新报告，却对这一观点提出了反驳。
《中国与新气候经济》报告认为，中国可以在不对经济产生负面影响的前提下同时实现减排和减少大气污染。通过合理的政策设计，中国提出的2030年碳排放达到峰
值的目标对宏观经济造成的负面冲击，不仅可控制在GDP的1%之内，还可为环境和能源安全等领域带来显著的协同效应。
应对气候变化与经济增长并非两难选择
“现在有个广泛的想法是，在经济增长和减缓气候风险之间只能二选一。”墨西哥前总统、全球经济和气候委员会主席菲利普·卡尔德隆在11月14日举行的报告发布
会上表示，“但我们通过一年多的研究发现，这并不是两难的抉择。中国可以在创造就业、减少贫困的同时，减少威胁到未来的碳排放。”
的确，在许多人眼里，经济的增长、工业的繁荣绕不开化石燃料的大量消耗，颇具雄心的减排目标意味着扼住发展的咽喉。金融危机后，全球经济复苏的脆弱性更是成为许多国家搁置减排行动的借口。
要证明这一点并不困难。11月12日《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发布，美方的新减排目标立即遭到了参众两院领袖的抵制，指责这是美国“就业粉碎政策”并将带来
毁灭性打击。即使是在中国，也不乏对“2030年达到二氧化碳排放峰值”目标的担心，设置了碳排放“天花板”，是否会使本就增长放缓的中国经济进一步受
限？
对此，《中国与新气候经济》认为，中国经济增速将在2030年回落至5%，增长前景取决于能否通过技术进步及生产率的提高部分抵消资源约束的负面作用。报告着重分析了一类情景——在加速减排的情景下，中国的能源二氧化碳排放将在2030年左右停止增长并尽快开始下降，2030年单位GDP的排放强度将比2020年降低约58%。
在这一情景下，中国可以极大减少对化石能源和进口能源的依赖，在不增加能源成本的前提下改善能源结构，增强经济对能源价格变动的韧性。同时，结合更加严格的环境治理政策，中国绝大多数的空气质量可以达标。
最重要的是，若政策设计得当，在税收中性的假设下，可以把成本控制在GDP的1%之内。如果考虑到加速减排产生的环境和健康效益，相当一部分经济成本可以被抵消。
低碳发展路径
事实上，这种对气候变化和经济增长方面的乐观言论并非一家之辞。一份来自国际货币基金的工作文件同样宣称，采取强有力的措施限制二氧化碳排放对经济增长几乎没有任何负面影响，实际上还可能促进经济快速增长。
“经济增长与气候行动不可调和的想法表面看来既精明又现实，但实际上是一种模糊的误解。”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今年9月为《纽约时报》撰文时指出，“超
越阻碍拯救地球行动的特殊利益与意识形态，我们就会发现抗击气候变化行动比几乎所有人想像得都廉价而简单。”原因在于，一是可再生能源的成本已大幅下降，
二是碳排放定价会产生很大的“协同效益”。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文件称，最重要的协同效益涉及公共卫生领域：燃煤会引起多种呼吸系统疾病，进而推高医疗成本，降低生产率，如果限制燃煤，医疗成本便会降低，并促进生产率的提升。
对此，《中国与新气候经济》也持有类似看法。该报告建议，以渐进增强的方式，在产能过剩的高耗能行业和经济相对发达的东部地区首先引入总量减排目标，并逐步
扩展成覆盖所有行业和地区的全经济范围的总量减排目标。其中，应首先引入煤炭消费总量限制，煤炭消费总量应在2020年后停止增长并尽快实现绝对下降。
这一渐进增强的建议也适用于碳价政策。通过价格改革使化石燃料价格体现隐藏的外部环境成本，逐步建立有利于清洁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发展的市场环境。
“按照我们目前的节能减排政策和力度，到2030年是不可能实现峰值的，可能还会推后。我们现在确立2030年达到峰值，必须更大力度地推进节能减排措施。这
意味着我们必须采取比过去更强有力的措施来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节约能源和能源替代。”清华大学低碳经济研究院院长、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副主任何建
坤当日表示，减排目标的建立有利于形成转变发展方式、节能减排、发展新能源的倒逼机制，催生更灵活、更强有力的减排措施。
何建坤称，2030年若GDP增速回落到5%，能源消费增长却有1-2%左右，只能靠大力发展新能源来满足新增加能源的需要。“在2030年左右，中国每年
新投产的百万千瓦核电站要达到8-10台左右，也就是每年要有1000万千瓦左右的核电站投入。每年可能要有上千万千瓦的风电、太阳能发电站投入，这样才
能用新能源来支持经济的增长。中国要使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要付出比发达国家更大的努力和投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