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整治提出的时间？

改革开放以来，在1982年-1986年、2004年-2018年期间，中共中央、国务院先后发布了20个以“三农”为主题的“一号文件”。这些“一号文件”虽然没有系统性地发布乡村治理政策，但也是根据中国“三农”问题实践发展而制定的改善乡村治理状况的重要文件。

本文以中央发布的20个“一号文件”为研究对象，全面梳理了“一号文件”有关乡村治理政策的演变轨迹与关注重点，旨在国家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背景下，找出乡村治理的政策走向，以探索乡村社会治理的有效机制，提升政府解决“三农”问题的有效性。

从20年中央一号文件看乡村治理政策变迁

“一号文件”关于乡村治理不同时期侧重点的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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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治理主体的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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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一元治理到多元治理

通过对比历年的“一号文件”发现，我国的乡村治理主体经历了由一元治理到多元治理的转变过程。

在1982年-1986年的“一号文件”中，乡村治理的主体是单一的农村基层党组织，随着农村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推进，农村党组织和生产队的关系已经处在变革中。

198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以下简称《村组法》）颁布后，村民委员会在乡村普遍建立，它是群众性民主自治组织，其目的是保障农村村民自治，这意味着乡村社会加入了新的治理主体。

一方面，历年的“一号文件”都提出要始终坚持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另一方面，从2005年起，“一号文件”多次提出要“健全村党组织领导下的充满活力的村民自治机制”。

2008年“一号文件”首次提出要创新农村社区管理，优先在城市郊区开展农村社区建设的实验工作，这是一种新型的以服务为导向的农村社区管理模式，将会引起乡村治理模式的转变。

2013年和2014年的“一号文件”提出，要加强合作社的党建工作，使合作社成为改善乡村治理机制的抓手之一。

乡村社会的治理主体，除农村基层党组织和村民委员会外，还有共青团、妇联、民兵组织、合作社和社区红白理事会等。乡村社会的多元治理，不是一个治理主体一家独大，多元共治不是政府退出，不是“小政府、弱政府”，而是“小政府、强政府、大社会”的共同治理模式。这既是创新完善乡村治理机制的需要，也是适应我国广大农村社会内部差异性治理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