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社会农民工该何去何从？

关于农民工两地分区、农村空壳化、留守儿童、异地教育等问题探讨的不少。我也是一个农村人，是通过教育改变的命运。但我身边还有不少农民朋友，我想结合我自己对身边人的一个经验观察来比较切实地回答一下这个问题。

第一，立足于农民工自身的解决办法：比如，我曾经遇到过几例。其中一个案例为：两口子都是山东人，在我们小区附近租了一个小门面卖菜，已经有好几年了，有两个孩子。两个孩子都在小区附近的一所小学就读（不知道其他城市如何，现在天津有很多小学都招生外来务工人员子女）。两口子在天津郊区买了两套房。这个案例算是比较成功地融入了打工城市的一个案例。还有一例是：在天津做电工的一位农民工兄弟，装修的时候请他来安装电灯，顺便聊了一下他的情况：在天津做电工好几年，由于技术精湛，所以客户资源越来越多，一年可以收入十几万。开始的时候本来是夫妻分居，两地生活，后来由于男方事业越做越好，就把老婆孩子都接了过来，老婆后来进入天津的一个外企加工厂，孩子也顺利入学。结合这两个案例，再加上对中国职业结构的一个整体观察，如加工制造业和服务行业的并向发展，我个人觉得形势对于农民工而言是整体向好的：收入逐渐提高，尤其是对于熟练的技术工人而言。所以，如果农民工兄弟姐妹能立足于自身，通过提升自己的专业技能来谋求城市的立足之地，我觉得前景还是比较看好的。比如在北京做月嫂的“范雨素”。

第二，农民工的心态需要变化。我在跟身边的农民工兄弟交流的时候，发现两地分居，除了外界因素的制约，其实还有农民工兄弟自身心理所制造出来的“人为隔阂”：比如有相当一部分农民工兄弟其实在打工城市收入也不低，很多时候可以抵得上一个中产，但是农民工兄弟总习惯于视自己为一个城市的“过客”，一般很少有在城市扎根生活的想法，很多农民工兄弟挣得钱基本都回流乡村盖房子、娶媳妇。还有很多农民工想法很保守，总觉得女主内，男主外，满足于让媳妇做家庭主妇，我觉得这种传统观念也是导致两地分居的一个重要原因。

一句话：工种无高低，但工种内部有高低。尽量让自己成为自己工作领域中最熟练的“那一个”是保证在城市立足的根本。还有就是心态的变化。我觉得就想改变现状而言，我觉得以上两点是尤其需要注意的。

基于对一些评论的回答补充：当然，在目前的社会现状下，农民工在城市的融入的确面临着很严重的问题。但是我想说的是，其实不仅农民工，其他很多职业群体其实都面临这个问题，比如“蚁族”大学生、北漂群体等。只不过农民工群体问题可能更严重一些。但是，我经常对我身边的朋友说的话是：即便这个社会如何不尽如人意，它还是为足够努力的人留下了足够的空间。所以，就个体而言，最有效的途径是与其去抱怨，不如奋起，做阶层固化中的漏网之鱼。

（1）妥安乡集镇污水处理设施建设项目：

这确实是农民工群体的巨大困境。

我曾经做过春运的长篇报道，“每一年农民工都占大约春运总客流的70%——中国发展和改革委员会预测，2015年春运期间，在2.6亿农民工中，跨省流动的农民工将达到1.6亿人。相当大程度上，‘春运’就是‘民工流’的替代词。”

古犹太人与亚美尼亚人失去家园的伤感历史，希腊人称之为“离散”（Diaspora），它意味着流离失所，无以为家。

而人类学家津津乐道的迁徙史诗，却在这个古老大国的当代史里反复上演——2.6亿的中国农民工，在过去三十年里离散漂泊，南渡北归，从未止歇。

人口大量流入城市，是任何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的必然趋势。

然而，中国特殊的城乡二元分割制度与户籍管理制度，让长年在大城市打工的人明白，融入大城市是不可能事件。

漂泊四海的农民工在大城市里，从子女受教育、最低生活保障，到医疗保障、住房制度上，都无法与流入地原住居民享受同等待遇。

他们如同在看不见的城市里劳碌，却将一切都留在农村，然后在春节返回故乡，因此形成了漫长的“春运”——春运是中国社会变迁的必然产物，也是城乡二元结构体制下的畸形胎儿。

这一点为官方所承认，早在2008年7月17日，带有官方色彩的《广东省情调研报告(2008年春运危机成因与对策的思考)》发布，该报告直言不讳，“春运难的根源在于户籍制度。”——“农民工不能取得所在地的户籍，难以获得像当地人一样的‘国民待遇’，除了得到微薄的工资外，对城市的设施、保障、福利、子女教育没有享用的权利。户籍制度一日不改，‘乡愁’引发的春运危机还会重现。”

事实上，解决农民工难题，也是从根本上解决城乡二元分割结构的难题。

其基本思路与途径无非三个方面：

1 市民化；

2 回流与返乡创业；

3 改善农民工生活状况

——而这三者之间，并非非此即彼的孤立关系，但往往陷入巨大争议中。

关于城镇化与户籍制度改革，社会学家陆学艺、党国英主张尽快让农民工在城市定居，给与他们完全的市民身份与待遇。

学者傅晨则认为，在没有条件完全取消户籍制度背后的城乡与地区之间的利益差别时，城镇化策略应该淡化与身份联系在一起的利益差别，从而使户籍失去实际意义。

三农问题专家温铁军则认为，大规模农民市民化理论上可行，却很可能在实践上导致农民工沦为城市贫民。

多年来的巨大争议在2014年下半年被中国政府定调，比之于迅速的大规模农民工市民化，它采取一种更加稳妥和保守的方式。

2014年7月30日国务院颁布《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从整体来看，该意见对于完全放开户籍管理持相对消极的态度，它并不旨在让多年在大城市打工的农民工迅速成为当地市民。

相反，该《意见》服务于高层的人口分布调控目标，主要目的并不在于增加户籍制度的开放性，而是为了引导人口向中小城镇就地转移，亦即“就近城镇化”。

我曾经在中国西南直辖市重庆做调查，发现关于农民工“返乡创业”、就近城镇化的高层政策，已经在这座城市开始执行，并且开始于2014年的《意见》之前数年，原文如下：

一个房间大约40平方米，如同中学教室一般的排列着桌椅，上面安置着专业的仪器与制作工具。大约20名女工共处一室，她们大多相貌年轻，有的衣着朴实，有的则染发。2015年1月31日这天，她们正戴着特制的手套制作手机电池。而这样的房间，在这个厂房里，大概有四层，每层有近十间。

这里不是富士康，亦并非广东，而是位于重庆市开州的重庆市紫建电子有限公司。这家公司正在成为开州“返乡创业”公司的典范，在这个工业园区，如此的返乡创业企业已经多达数十家。

这家由返乡创业者筚路蓝缕创办的公司，从2010年刚创办时不到50人，已经发展到2015年初的800余人。负责招聘的人事部主任廖占勇告诉亚洲周刊，公司年后还将招聘400人。“我们的员工流失率很低，去年总共流失了10%，返岗率一直很高，过去几年都是90%以上。刚刚创办时我们跑各大招聘会，现在很多人是凭口碑来的，”廖占勇说。

而在开州厚坝镇，一家名为“水云天度假村”的农家乐也获得当地政府“返乡创业示范单位”的称号，该公司创始人曾汉宇今年四十岁，厚坝镇人出身，曾经学习水产养殖专业，2010年回到故乡做起自己的实业，由于当地政府大力扶持返乡创业，他获得了来自政府资助的启动资金，从当地农民获得价格相对更低的土地。而如今，原本在外打工多年的他，已经为当地数百农民创造了就业机会。

在重庆市开州的各个街道，随处可以看见由人社局、就业局和劳务办联合打出的宣传广告——“打工不必去远方，家乡就是好地方”、“照顾家庭又挣钱，就业市县工业园”。据开州就业局介绍，尽管在重庆打工的工资会低15%，但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回到故里，每一年回来的农民工在万人以上。

开州劳务办科长邓学实告诉记者，由于这些举措，这个曾经的“全国农民工输出示范县”，在2014年被评为“西部农民创业示范县”。在开州本地或者重庆市区打工的农民工，正在逐渐享有与城镇居民一样的社会、医疗、教育等公共福利。

发生在这座西南区县里的变化，正是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城镇化思路，也是2014年7月30日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的政策意志——“新型城镇化”以县镇为基础，实行就近的城镇化。

很大程度上，这一政策的依据有数据支撑，据中国工程院院士徐匡迪调查，中国有2800个县，县域人口占总人口70%，而县域的经济占全国GDP的48.1%。

由于县域经济占比的重大，徐匡迪认为，城镇化应该在家乡附近通过产业升级、发展工业资源、农业来衍伸产业链，而没必要让农民工长途迁徙，往返天涯。

“城镇成为当前城镇化的主战场，我们不赞成发展大城市、特大城市，”徐匡迪说。

持有相同观点的还有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姚景源，他说，“一说城镇化，有的人就把眼光放在大城市，放在东部地区。我们一定要看到，中西部农村转移劳动力就近就业的重要意义。当中西部若干个集聚了生活、工作功能的小城镇不断涌现，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将迎来新的增长点。”

从目前西南地区县城的政策发展来看，这也正在成为国家层面解决农民工难题，釜底抽薪的一种思路。

而在一些研究机构看来，这一思路并不可取——大陆智谷趋势研究中心发表文章《媒体对户籍改革过于乐观实际改革力度不如预期》，其分析后得出结论，“引导人口向中小城镇就地转移，最终的落实效果如何，目前看来可能不容乐观。”

大陆学者黄锟也在专著《中国农民工市民化制度分析》一书中对“返乡创业”的政策提出质疑，他对比分析后的结论是，“返乡创业”的就近城镇化与提高农民工的生活水平，只是治标之策，人口流动是现代社会的正常现象，取消户籍壁垒，农民工市民化是唯一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