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废水治理的工业废水治理方法

工业废水治理指的是工业生产过程用过的水经过适当处理回用于生产或妥善地排放出厂，包括生产用水的管理和为便于治理废水而采取的措施，其主要是去除化学需氧量、石油类、氰化物等。工业废水治理既可充分利用资源，又减少或避免污染环境，是一种合理的防治水污染的措施。新中国成立以来，随着国民经济的不断发展，工业门类渐多，工厂规模扩大，废水排放量和污染物种类᥼/p>

j江西生态环境的贡献

1 江西省生态环境与基础设施建设现状

江西省地处中亚热带,地貌类型有山地、丘陵、岗地、平原和湖泊水系等,生态系统较齐全,生物资源丰富,全省分布5000余种高等植物,高等植物种类占全国种数的16.35%,野生植物种类约占全国种类的17%,珍稀树种种类占全国种数的19.7%,珍稀植物种类占全国种数的19.2%;有845种脊椎动物,脊椎动物种类占全国种数的13.4%,珍稀陆生动物种类占全国种数的24.8%;有4500余种昆虫[2],林地面积8.898×104km2,林分面积6.907×104km2,森林覆盖率3.37%。

江西省总体自然环境状况较好,但仍存在一系列生态问题,一是生态环境退化,自然灾害加剧。该省森林覆盖率高,但结构不合理,有林地蓄积量仅223Mm3,全国排名第12位。水土流失未得到有效遏制,该省土壤侵蚀强度分级面积4.685×104km2,土壤侵蚀危险程度分级面积3.262×104km2,属水土流失较严重省份之一。以水旱灾害为主的各类自然灾害频率较高,全省农业受灾面积1.416×104km2,成灾面积1.008×104km2,是全国受自然灾害程度较重的省份之一。二是生态环境恶化,据统计该省发生环境污染与破坏事故122次,平均每33.93万人、1366.58km2土地面积就发生1次污染事故,该省污染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147.5万元,平均直接经济损失370元?万人、89元/km2。三是工业“三废”对环境污染较大,据统计该省工业废水排放总量4.196×108t(全国平均水平为6.266×108t),平均排放工业废水10.13t/人、0.25×104t/km2,工业废水排放处于全国中等水平;工业废气排放总量2220×108标m3(全国平均水平4456.29×108标m3),平均排放工业废气0.54×108标m3/万人、0.013×108标m3/km2,大气污染较轻。该省工业固体废弃物产生量为4796×104t,属工业固体废弃物产生量较高的重点省份之一,工业危险废物产生量仅2×104t,而工业固体废弃物排放量为29×104t,属工业固体废弃物排放量较多的省份;酸雨污染严重,共有7个酸雨控制区,酸雨总面积占全省总面积的32%,2000年该省城市降水年均pH值为4.37～6.95,降水酸雨频率为65.0%。四是生活污水对环境污染较大,该省城市用水人口593.39万人,城市污水处理能力仅20.27×104t/d,日常生活污水大都直接排人河流,造成较严重的生活污水污染。生活污水中化学需O2排放量为30.386×108t,属生活污水排放质量较差的省份之一。该省城市人口煤气普及率69.23%,生活SO2排放量3.495×104t,长期积累势必造成大气污染[3]。

目前江西省生态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总体处于中低水平阶段:一是农林治理设施不完善,农业有效灌溉面积1.9034×104km2,平均4.6km2/万人,属中等水平;水土流失治理面积2.759×104km2,水土流失治理力度不够,属水土流失治理较差重点省份之一;自然保护区38个,占地25.246×104km2,占辖区总面积的1.51%,需进一步加强自然保护区建设。二是工业治理设施状况较差,该省拥有废水治理设施1338套,平均每3.09万人、124.6km2土地拥有1套废水治理设施;工业废气治理设施2252套,平均每1.84万人、74.03km2土地拥有1套废气治理设施;工业废物综合利用量702×104t,平均利用量0.17t?人、0.042×104t/km2,综合利用率较小。该省平均污染治理投资6.33元/人、0.16万元/km2,工业“三废”治理水平落后于其他省份。三是城市自来水生产能力647.31×104t/d,年供水总量13.182×108t,在全国属中等水平[4]。

2 生态环境问题的症结所在

生态环境问题的形成和不断积累,固有其客观和自然方面的原因,如人均资源量少,历史欠账多,以及自然地理和气候变化的影响等,但人类对自然资源的不合理开发利用是造成严重生态破坏的根本原因,亦是加速生态环境恶化的症结之所在。

(1)可持续发展意识应需不断加强

对于发展是硬道理的片面理解,导致在经济建设中出现急功近利和以过度消耗资源换取经济发展的现象。先发展起来,再改善生态和保护环境的错误思想,使一些地区已经形成“先破坏、后建设,先污染、后治理”的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换取经济一时发展的现实,因此背上了沉重的生态和环境债务,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的严重状况也就难以得到根本扭转[1]。

(2)人口增长快,生态环境压力大

人口增长已超过生态环境和经济发展所能承载的限度。人口增长,造成粮食和能源压力过大,迫使人们毁林、开荒,从而造成植被破坏、生态失调和水土流失,灾害加重,三料(燃料、饲料、肥料)更加紧缺,生产条件恶化,粮食产量难以上去。这样便不可避免地陷入人口“越多越穷,越穷越垦,越垦越穷”的恶性循环的深渊。另外,人口剧增,教育跟不上去,文化水平低,环境意识低下,法制观念薄弱,也造成对资源的巨大冲击和破坏。

(3)对生态规律缺乏认识,经济活动决策失误,重建轻管,未能从源头抓起

首先,不认识生态环境的整体性,工程建设忽视生态效应。生态环境的首要特点是其整体性,是由各个子系统构成的具有一定层次的统一体。在这个统一体中,各个环境要素乃至不同的系统之间,相互联系,彼此制约,协同一致。当人们在某一地域进行开发和工程建设时,对生态环境的干预往往造成牵一发而动全局的后果,有些影响往往要经过几年甚至十几年才能看出。生态建设措施单一、重建轻管,环境治理没有从源头抓起,往往是以末端措施为主,结果令人尴尬的是,建设和治理速度赶不上破坏速度。于是,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也就缺乏了连贯性、前瞻性;其次,不认识生态环境的区域性,开发活动“一刀切”。过去,我们长期对生态环境的这种区域特性不认识,不考虑自然环境的特点,普遍推行单一经济,处处强调粮食自给,因而导致毁林开荒,毁草种粮,不仅没有发挥资源优势,还严重破坏了生态环境[5]。

(4)生态建设科技支撑与保障能力较薄弱

生态环境不断恶化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人类不合理的土地开发、资源利用活动所致,是不遵循自然规律发展经济的后果。长期以来,在经济建设中,重速度、轻效益,忽视节约资源与保护环境;在工业领域,重复建设严重,技术进步缓慢,生产工艺落后,管理水平较低,造成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违背客观自然规律,使生态环境“透支”,“寅吃卯粮”必然逐渐丧失可持续发展生态环境基础,
即便轰轰烈烈的经济发展也难以长远维持甚至得不偿失[1]。

(5)市场机制的作用没有充分发挥,缺少社会公众参与力度

在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领域中,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的作用尚未充分发挥,引导、鼓励、支持公众参与和舆论监督的机制尚不完善,全社会特别是企业对生态和环境投入的积极性没有调动起来,从而制约了生态和环境投入的增长。市场机制的作用、社会公众的力量从来就不应忽视,特别是我国加入WTO、经济全球化和信息一体化的今天更是如此。

(6)法制不健全,部门分割,管理混乱

首先,立法不健全,人治代替法治。目前的法规大多数是政策性的,缺少配套的实施细则,不足以成为公安和执法部门的依据,许多毁林盗伐、哄抢乱采国家资源、滥捕滥猎珍稀动物、任意排放污染物等造成重大生态环境破坏的人或单位,因缺乏具体量刑标准受不到应有的惩戒。此外,法制的权威性不够,许多地方仍然是人治大于法治。某些地方的经济规划、资源开发、工程项目上马等重大决策,仍然仅由少数官员作主,缺乏专家论证和科学化、民主化、规范化,因而行为短期化成为一个鲜明的特点;其二,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是一项涵盖面广、涉及领域多的系统工程,涉及计划、林业、农业、水利、畜牧、科技和国土资源等多个部门,需要根据具体的区情和生态环境问题特点,采取综合配套措施。但是政出多门,归谁管理,归谁负责,这些关系都没能很好的理顺,因而造成了事实上的部门与部门之间协调管理机制不完善,各项措施也就变得“综而不合”。特别是在区域生态建设、跨地区污染治理等重大问题上,部门之间缺乏协调,地方之间各自为政的现象依然存在,也就造成了多头管、没管好,管理散、管理乱的被动局面,各项治理措施相互脱节的问题也比较突出。目前,产业部门实行“谁污染,谁治理”的方针,是有积极意义的。但对于林业、草业等还没有实行“谁养育,谁利用”和“谁开发,谁保护”的方针[5]。

3 改善生态环境的对策措施

3.1 控制人口增长,保护自然资源,积极开展生态建设

在生态经济系统中,人口的发展、变化,必然要影响到资源、环境、经济等一系列条件的变化。而自然资源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物质基础,必须采取措施切实保护好自然资源。在自然资源开发利用过程中,应坚持开发、利用、整治、保护并重的方针。

生态建设对于生态环境的改善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为使被破坏的生态环境得到基本控制与恢复,必须积极开展生态建设,重点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

(1)加强森林资源的保护工作。提高森林植被覆盖率,是控制水土流失和改善农业生态环境的关键措施。(2)加大污染治理力度,控制污染物排放。重点抓好水污染的治理,尽快建设城市污水处理厂或采用小型生活污水处理设施,集中或分散处理城镇生活污水;提高废气的处理率,特别是二氧化硫的去除率,加强机动车尾气的治理;加强固体废物的综合处理,尤其是有毒、有害废物与生活垃圾的无害化处理;继续抓好城市环境噪声的综合整治。(3)加强水土保持和水土流失治理工作。水土保持应以“预防为主、治管并重、因地制宜、全面规划、综合治理”的方针为指导,加快水土流失治理步伐。(4)加强农村生态环境建设,发展生态农业。一方面提倡实行精耕细作、科学种田,开创密集型产业;另一方面根据本地区实际,走一业为主、多业结合的道路,如二业(农林、农牧、农渔等)、三业(农、林、牧)、五业(农、林、牧、副、渔)和十业(五业加鸟、兽、虫、菌、薇)结合,加强物质循环利用农业。此外要控制乡镇企业的“三废”排放,减少对农村土壤、水体和空气的污染;科学施肥、合理使用农药、搞好地膜回收与综合利用,加强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与农村能源综合建设。(5)加强和完善自然保护区建设。建立一个功能齐全、布局合理、管理科学、效益良好的自然保护区网络,加强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和野生动植物资源的保护,促进旅游业的发展。(6)进一步加强能源建设。大力开发水力发电,大量利用生物能和太阳能等可更新能源;大力开发和推广洁净煤技术,提高能源利用率,推广热电联产,发展余热利用和高效节能锅炉。(7)进一步推广和加强生态示范区建设[6]。

3.2 加强管理,促进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协调发展

生态环境建设是一项社会公益性事业,需要一定的资金投入,并与当地经济的发展水平相适应。根据“谁开发谁保护,谁破坏谁恢复,谁利用谁补偿,谁投资谁受益”的原则,结合全省实际,制定相应政策,多渠道、多层次、广泛地筹措生态环境综合整治资金,并积极争取国际组织和外国政府的资助和贷款,严格做到专款专用。

生态环境管理是生态环境保护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加强生态环境的管理,能有效地促进经济效益与环境效益的协调发展,须做到:(1)切实加强自然资源的管理。制定并完善自然资源的利用规划,建立耕地、森林、水资源等资源管理信息系统,提高规划管理水平。(2)完善各项审批和管理制度。认真落实占用各类资源的审批制度和补偿制度,建设项目必须严格执行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加强生态环境影响评价工作。(3)建立健全各种管理机构。各行政管理部门应按照各自职责严格把关,密切配合,加强管理力度[7]。

3.3 加强法制建设,加大执法力度,依法管理

认真宣传贯彻《环境保护法》、《森林法》、《水土保持法》、《野生动物保护法》、《自然保护区条例》、《江西省野生植物管理条例》、《江西省野生动植物自然保护区条例》、《江西省湿地保护管理规定》等法律、法规。根据江西省实际,加强立法,不断完善生态环境建设和生态保护的法规体系。

3.4 全面规划,逐步实现产业结构调整

按照江西省生态环境保护规划要求,结合全省自然环境特征、生态环境保护的薄弱环节以及不同地区的经济特征,对全省产业结构进行规划调整:

(1)进一步调整工业布局,优化产业结构。大力推行清洁生产和先进的工艺技术,实行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和排污许可证制度,继续对技术落后、设备陈旧、资源消耗大、污染严重、治理困难的企业严格实行关、停、并、转,对未达标的污染企业实行限期治理;大力发展能耗小、无污染或少污染的高新技术产业;加强污染治理设施的运行管理,保证环保设施的完好率、运行率和处理率,确保污染物达标排放,特别对乡镇企业要加强监督检查,促进企业进行污染治理。重要水系中、上游地区要严格控制水污染严重的工业。

(2)实现农业结构性调整,使农业资源长期为人类服务,根据各地生态条件发展循环经济和“三高”农业,提高集约化经营水平。缺水地区发展节水农业和建立旱作农业示范工程,推广节水灌溉管理技术和发展渠道防渗技术,提高水利用率,因地制宜改变农业种植结构,减低农业对水的依赖程度。以分类经营为指针,培育资源为基础,提高效益为中心,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为重点,实现林业产业结构调整,优化生态公益林林分质量,提升林分生态功能等级,建立点、线、面相结合的生态公益林体系,在全面推动生态公益林体系建设的同时,建立和发展既有规模又具特色的商品林基地,实现林业产业结构调整。

3.5 依靠科技进步,恢复生态系统服务功能

(1)制订生态功能区划和生态保护规划,加强自然保护区的管理和建设。根据《全国生态环境保护纲要》发展的要求,划定全省生态功能区并制订生态保护规划。加强已建自然保护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和管护工作,在全省范围内建成保护类型比较齐全、布局比较合理、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比较明显的自然保护区体系。

(2)搞好山区生态保护和建设,提高山区生态屏障功能,防止污染向山区转移,发挥山区在生态环境中的调节、平衡和保护功能,尤其在水源涵养、水质保护、灾害防护、环境净化、濒危物种保存方面的作用,发展当地经济、脱贫奔康,从根本上解决山区生态环境问题。

(3)加强外来物种的安全防范,把好对外交流、动植物进出口管理关,尤其严格防止外来有害物种的非法传入。对外来物种的引进严格风险评估,对转基因生物的环境释放采取严格的监管措施。建立生态监测和预警网络,提高生态环境保护和灾害预防的应急能力和技术支撑水平[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