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第一个大气治理协定(全球第一个大气治理协定是什么)

一、全球治理原则？

中国着眼于时代发展大势,遵循(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为全球治理提出中国方案,贡献中国智慧。

二、什么是全球治理，全球治理的核心要素？

全球治理理论是顺应世界多极化趋势而提出的旨在对全球政治事务进行共同管理的理论。

该理论最初由社会党国际前主席、国际发展委员会主席勃兰特于1990年在德国提出。全球治理的基本要素： 第一，在全球范围内虽然缺乏某种中央权威，但仍存在能够实施某些决定的机制，换言之，全球治理的实质是以全球治理机制为基础，而不是以正式的政府权威为基础。第二，全球治理存在一个由不同层次的行为体和运动构成的复杂结构，强调行为者的多元化和多样性。全球治理并不排斥国家政府在全球治理中的重要作用，但它认为国家只是进行全球治理的众多行为体的一部分，各种非国家行为体与国家政府协商合作，从地区到全球层次上解决共同的问题。第三，全球治理的方式是参与、谈判和协调，强调程序的基本原则与实质的基本原则同等重要，其关键词是“项目规划”、“伙伴关系”、“意见一致”。第四，全球治理与全球秩序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全球秩序包含那些世界政治不同发展阶段中的常规化安排，一些安排是基础性的，而另一些则是程序化的。可以认为，全球治理就是全球秩序加上意向性。

三、全球气候治理体系？

第一，《巴黎协定》采用“国家自主决定的贡献”机制以实现全面参与。“国家自主决定的贡献”就是各国根据各自经济和政治状况，自愿做出的减排承诺。从目前的情况看，《巴黎协定》在促进包容性和实现全面参与上的成功是空前的。不仅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也提出自己的减排承诺，已经有188个缔约方提交了“国家自主决定的贡献”，接近全球排放的100%。

第二，《巴黎协定》引入“以全球盘点为核心，以5年为周期”的更新机制。之前，全球气候治理体系的主要问题是缺乏更新机制，以致于每隔一段时间就需要启动新的谈判进程来更新各方承诺。《巴黎协定》规定自2018年起，每5年将对全球长期减排目标进行盘点，这将有助于各国政策的协调及同步加强。

第三，《巴黎协定》开启“自下而上”的行动模式。《巴黎协定》的新机制——“国家自主决定的贡献”，允许各国根据各自经济和政治状况自愿做出减排承诺，这种“自下而上”的行动机制有别于之前全球气候治理体系的“自上而下”的方式。比如，《京都议定书》“自上而下”议定发达国家减排目标的方式导致部分发达国家不愿接受而退出，削弱了协定的效力。

四、全球能源治理格局？

第一，供过于求的能源格局一时难以逆转，能源价格在低价位波动，全球能源治理的不确定性增加。特朗普上台推动页岩气、页岩油、煤炭等化石能源的发展，美国本土原油产量大大超出预期，美国成为世界上第一大原油生产国和重要的原油出口国，大量美国页岩油气进入世界能源市场。3月份，俄罗斯与沙特限产协议未达成，双方大幅增加原油产量，试图挤压美国的页岩油气份额。

与此同时，随着新冠肺炎疫情的流行，全球对原油的实际需求大为减少，导致原油全球供应过剩。目前，欧佩克+虽然宣布自5月起正式减产970万桶/日，减产期限到2022年4月30日，但世界石油需求下降3000万桶/日，之间仍存在很大的缺口。“石油战争”与新冠肺炎疫情叠加形成的供过于求的能源格局，即使在疫情结束之后，也将短时不可逆转，能源市场将会在疫情的影响下“时冷时热”。

在能源市场供大于求的格局之下，石油市场的价格反弹可能很短暂，油价长期在25美元到50美元之间上下波动将成为常态。许多严重依赖石油出口的国家，由于石油收入的锐减，其财政压力增大，经济将会陷入困境。

第二，能源转型迫在眉睫，全球能源治理过程中或将出现新型全球地缘政治博弈。历史上，重大的能源转型历来都伴随着不可预见的“黑天鹅”事件。

回望过去50年的发展，化石燃料主导了民族国家之间的贸易和权力关系，化石燃料也一直都是地缘政治动荡和冲突的根源。而这一切正在发生变化，世界正从化石燃料向可再生能源技术转型，这种能源转型将随之形成新的权力关系。

2020年最大的“黑天鹅”事件就是新冠肺炎疫情。在疫情的影响下，可再生能源将会成为许多国家实现能源自给，确保能源安全的重要选择。这是因为，可再生能源的成本迅速下降（太阳能和风能的产能每增加一倍，成本就会减少大约20%），其对健康和气候问题的贡献日益增加（空气污染每年导致700万人死亡）等等。

更重要的是，可再生能源在大多数国家可以多种形式广泛获取，它是可不断填充的能源流，相对而言不易因运输受阻而受到影响。它可在地方社区范围内迅速且便捷地使用，与分散性能源生产和消费十分匹配。

这一分散性属性将侵蚀传统化石能源在地理上的密集度构成的政治格局。随着世界对化石燃料依赖度的下降，新型全球地缘政治博弈将会呈现出来，围绕可再生能源的发展而展开。

大多数能源生产国的可再生能源发展还处于起步阶段，我国与这些国家在可再生能源方面有很大的合作空间。据最新数据显示，中国的可再

五、全球治理困境含义？

全球治理变革应该克服全球治理中存在的三个困境：治理主体缺位、治理机制滞后和治理规范陈旧，提升全球治理的合法性、有效性和包容性。

全球化时代造就了以新兴大国和非政府组织为代表的新兴治理主体的兴起，这些新兴治理主体与以西方大国为代表的既有治理主体共存于全球治理格局中，这种力量对比态势很容易被置于西方陈旧治理规范的认知框架之中，被解构为“既有”和“反面”、“自我”和“他者”。

既有治理主体从维护自身治理地位和治理利益的角度考虑，将新兴治理主体视为现行治理规则的破坏者，对其进行压制；而新兴治理主体从争取自身治理地位和治理利益的角度，将既有治理主体视为旧秩序的维护者，努力摆脱现行治理体制施加的束缚。

六、全球治理体系演变？

二战后，在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下，全球治理机制取得了长足的发展。然而，在全球化时代，国际贸易、投资、金融、通信、旅游、恐怖主义、犯罪和军火走私得到了更为迅猛的发展，以至于造成法律和组织滞后。国际法和国际制度未能赶上科技和经济高速发展的步伐，全球治理体制的范围和权力在事实和法理两个层面上出现了明显的鸿沟。

尽管在法理上联合国系统掌管国际和平与安全，但国际冲突的加剧或解决主要依靠武器精良的国家；尽管在法理上主权国家仍然是国际体系的基石，但全球金融和经济治理仍然主要靠非国家行为体。换言之，全球治理体系并未与最有影响力的政治和经济行为体同步发展。如果不加以控制，这种趋势会在缺乏替代治理合法性的选择形式的情况下，进一步削弱现有国际体系的政治和社会结构。

2017年1月，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发表的题为《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旨演讲中，全面、深刻、系统地阐述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当代国际关系发展提供了新理念，开辟出一条合作共赢、共建共享的文明发展新道路，也为变革当前的全球治理体系指明了方向。

七、全球如何治理全球环境问题？

目前的全球环境问题包括气候变暖；水污染；大气污染；白色污染；荒漠化加重；还有过量使用农药和化肥等造成的食品和水产品污染等问题。

但是导致出现这些问题的根源是人类大量排放温室气体，工业及农业生产中大量排放的有毒有害废水等造成的水污染，大量的森林被砍伐，被毁坏，人们不能很好的保护和营造森林，烂采烂伐造成的。对于人类所面临的环境问题，各国所采取的措施有所不同。第一，各国应出台严厉的环境保护政策，并严格执行；第二，严格执行诸如大气污染防治法，水污染防治法；第三，严格控制森林的砍伐，鼓励人民植树造林，提高国土绿化率。在调节城市湿度温度、制造氧气、消音隔尘等方面，草坪也远不如树木。

八、全球环境治理的背景？

进入8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具有全球性影响的环境问题日益突出。不仅发生了区域性的环境污染和大规模的生态破坏，而且出现了温室效应、臭氧层破坏、全球气候变化、酸雨、物种灭绝、土地沙漠化、森林锐减、越境污染、海洋污染、野生物种减少、热带雨林减少、土壤侵蚀等大范围的和全球性环境危机，严重威胁着全人类的生存和发展。

国际社会在经济、政治、科技、贸易等方面形成了广泛的合作关系，并建立起了一个庞大的国际环境条约体系，联合治理环境问题。

我国的生物多样性在世界上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但据科学家统计，我国同世界很多地区一样，物种正在以惊人的速度灭绝和丧失。

因此，保护生物多样性、保证生物资源的永续利用是我国的一项重要任务，也是全球环境保护行动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

九、全球环境治理的难点？

一、气候风险的特征及其对气候治理的挑战；

在人类社会面临的诸多风险中，气候风险对人类生产生活和生态系统的影响日益凸显。

二、全球气候治理的法制策略；

气候治理需要参与主体多元化。

三、中国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法制路径；

1、遵循以风险预防原则为中心的政策导向，

2、建立完整的气候治理体系，推进协同治理。

3、完善减缓性与适应性立法，化解制度风险。

十、全球气象治理的基石？

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是全球气候治理的基石。

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原则源于国际环境法，该原则构成国际合作、构建和提升发展中国家履行国际环境法的能力，以共同应对全球环境问题的法律基础。中国国内环境法应吸收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原则，创新机制，以解决中国日益严峻的环境问题。

中国态度

中国为实现这个减排目标并不轻松。有人测算，中国要达到单位GDP碳排放强度降低45%的目标，今后10年每年需要为此新增投资300亿美元，相当于每个中国家庭每年要承担64美元。中国人是需要勒紧裤腰带才能完成这个目标的。

中国政府的表态以及一贯以来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富有成效的行动，践行着“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体现出一个大国高度负责的风范。